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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印度独立第四天即遭暗杀，请问谁是凶手和作案动机？

时至1947年8月底，印度独立刚满半月，旁遮普省的12个县已在血泊与火海中挣扎了2周，倒是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因为甘地的坐镇一直没有爆炸。参加甘地祈祷会的人以空前规模在扩大，1万、10万、继而50万，甚至高达100万，在一个宗教狂热的国度里，当亿万信徒聆听一种声音的时候，它所创造的奇迹与神话可想而知。甘地在加尔各答创造的奇迹，曾引起举世瞩目。当时《伦敦时报》这样评说：“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蒙巴顿从新德里致函甘地，盛赞他的功德无量：“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000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1个，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

1947年8月31日早晨，奇迹出现16天之后，宗教仇恨之火终于还是点燃了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当晚10点，一群狂热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甘地谈话。当时甘地正躺在草垫上，身边是他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甘地被吵声惊醒，站起身来，说：“嚷什么，我在这儿，你们杀我吧？”说话间，两位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后，但一根根棍子向他们飞去，好在甘地个子不高，才没被击中，直到增援的警察赶来才解了围。随后，对穆斯林贫民窟一系列的袭击行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这些都是国民公仆团极端分子策划的。

加尔各答事变给甘地以致命的打击，这位终生致力于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种幻灭感。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9月1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此时甘地已78岁高龄，最近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们斗争的信号。整个印度虽然85％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制，纵火、、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2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3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73小时的绝食斗争。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甘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在确信加尔各答不会再有问题时，甘地决定前往被血与火吞噬的旁遮普省。然而，还没来得及到那里，首都新德里又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由于周围的农村极不安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涌到这里避难。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从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接着大规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商店老板。新德里的将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警察多半开小差，仅有的部队人心涣散，公共秩序严重瘫痪，新总理尼赫鲁甚至不得不亲自挥舞棍棒，驱散分子。

新政府对于局势几乎一筹莫展。这些人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度过，而且一直从事不合作斗争，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治理这个国家。现在英国人丢下一个烂摊子让他们收拾，他们哪里应付得过来。9月6日，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帕迭尔急电招回当时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顿，由他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时路过新德里。一下火车，帕迭尔便一脸沮丧地告诉他德里的情形，甘地于是决定留下来。由于原先甘地住过的“贱民”区已挤满难民，他只好住到了国大党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实拥护者比尔拉的寓所。甘地当即发表声明，一定要尽力使德里的空气恢复平静。

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旅行，视察了许多难民区。当天的祈祷会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全文向全国转播），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他感到这里就像一座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他感到不理解，在独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会出现难民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有责任”。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颂读时，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我们的兄弟被屠杀！”“打甘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独立印度的电报和信件向他表示祝贺。各界***、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然而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在这天的晚祷上，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苍，我不想在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甘地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绝食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当时新德里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去，他们极不情愿。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恨不平。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维持。因为绝食之故，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么，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亡的过程业已开始。医生力劝甘地停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国大党主席紧急动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原因。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的威力。”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席卷全球。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思想。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还说：“神是我的唯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我立即离开德里。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放弃，非暴力是难以摧毁的武器。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穿、愁住。那将是宁静的住处。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就在这里。”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甘地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桀傲不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霎那，早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此时正是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7分。

凶手打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1944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只小猴雕像①，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18点，即甘地遇刺43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地于17点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罗素这个人怎么样

1872年5月18日，罗素生于英国辉格党贵族世家。其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维多利亚时代两度出任首相。其父安伯力·罗素是一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因为鼓吹节育而失去国会的议席。罗素4岁时失去双亲，由祖母抚养。他的祖母在道德方面要求极为严格，精神上无所畏惧，敢于蔑视习俗，曾以经文“勿随从人作恶”题赠给罗素，这句话成为罗素一生的座右铭。　罗素的童年是孤独的。祖母没有让他上一般贵族子弟上的公学，而是让他在家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师的教育。罗素在青少年时期先后对数学，历史和文学感兴趣。11岁时他的哥哥教给他欧氏几何学，从此数学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他的叔叔零碎地给他讲过一些科学知识。他很快发现科学和宗教是有矛盾的。他在祖父的书房里阅读了大量历史和文学著作，这对他今后的著述有很大影响。　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数学老师怀特海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介绍他与时任剑桥大学哲学讲师麦克塔戈和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穆尔相识。罗素于1893年获得数学学位，而后在第四年转学哲学，并获得伦理科学学位。他对选择以哲学还是经济学为职业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撰写了一篇论述非欧氏几何学研究员资格论文，这篇成功的论文使他在三一学院获得为期六年的的研究员资格。至少在1930年代早期之前，他努力跟踪新物理学的发展。　1894年，罗素不顾家人反对，与比他年长五岁的美国姑娘阿露丝·波尔萨斯·史密斯结婚。婚后第三年，他和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里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来往，还参加工人的集会。罗素这些活动的成果，表现在1896年出版的《德国的社会民主》这本著作中。第二年，他又出版了《论几何学的基础》，这是在他研究员资格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00年7月，罗素在巴黎国际哲学会议上遇到了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皮亚诺的数学逻辑系统中找到他多年来所寻求的“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从而使他在实现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技术可能性上打开了眼界。罗素对皮亚诺的技术进行改进，而后转到分析数学基本概念工作上。在几个月里，他处于智力上的巅峰状态，灵感有如泉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罗素于该年底完成《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ies of Mathematics)的初稿，经过仔细修改于1903年出版，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数学基础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数学原理》在这之后，罗素和怀特海合作撰写《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罗素主要负责哲学方面内容，怀特海主要负责数学方面内容，他们相互交换草稿，共同订正。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为三大卷分别于1910、1912和1913年出版。这部著作是20世纪科学的重大成果，被誉为是“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为罗素赢得了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荣誉。　在此期间，罗素并没有忽视哲学的其他方面。他于1905年在《心灵》杂质上发表了《论指谓》这一名文，该文确实出自他对逻辑学的研究并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基础。他于1911年发表的《亲知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首次阐明了这两种知识间的重要区别。1912年，他在“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哲学问题》一书，他对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满意，因为它包含了他的许多基本哲学观点。1914年3月，罗素赴美国，在哈佛大学开课，为诺威尔讲座作系列讲演。他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讲演稿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为题于1914年8月出版。该书所采取的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它把罗素置于约翰·洛克、贝克莱、大卫·休谟和穆勒的继承者的行列。　随着一战的爆发，罗素对哲学的兴趣减弱，而作为和平主义者投身到写作、演说和组织活动中去。1915年初，他写了一本反战的小册子《战争恐惧之源》，颇有影响。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社会重建原则》，该书对婚姻、教育、教会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与流行看法相左的观点，引起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自1914年英国参战到1917年底，他还一直为反战活动而奔波。他组织了“拒服兵役委员会”，并因一张传单而被法院判为有罪，并因此被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他因撰写一篇反战文章而被判刑入狱，他在狱中完成《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撰写《心的分析》。自1916年后，罗素只有相对短期的大学职业，主要依赖写作谋生。这是他以后著述多产的部分原因。　1920年5月，罗素以非正式成员身份随工党代表团访问苏维埃共和国，考察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工作。他对列宁朴素可亲的形象印象深刻，但对苏俄政府的统治感到失望。他的看法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得到阐述。同年8月，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他对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极为敬佩，对中国人的教养和幽默感十分欣赏。1921年罗素回到英国，与多拉·布莱克结婚。生有一男一女。父亲的角色使他对教育发生了兴趣，和妻子一道创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在罗素看来，这所学校并不成功，而且运转费用昂贵，使他有必要去美国讲学，筹集钱款。1932年，他与多拉离婚，不再参与学校事务，多拉则自己独自经营，直到1943年。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罗素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中国、相对论、历史、教育、性道德、国际关系、宗教和未来社会的著作，其中较重要的有《心的分析》（1921）、《论教育，尤其是幼儿的教育》（1926）、《物的分析》（1927）、《哲学大纲》（1927）、《怀疑论文集》（1928）、《道德与婚姻》（1929）、《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自由和组织》（1934）、《宗教和科学》（1935）、《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1938）。尽管这些活动的许多部分是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但罗素仍然是各种政治活动孜孜不倦的支持者。1930年代中期，由于厌倦这种生活和需要支撑两个家庭（他于1936年再次结婚，次年得子），他希望重归大学生活。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学职位稀缺，而罗素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1938年，他在牛津大学演讲，而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州大学获得访问职位，最后纽约市立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永久职位。然而，这个聘任引起了纽约天主教社团的反对，在一场著名的诉讼中被推翻。幸好，哈佛大学仍然坚持原来的邀请，让罗素去作詹姆斯讲座的演讲，为期一年，演讲稿于1940年以《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为书名出版。　由于保守势力猖獗，罗素的其它讲学和旅行计划纷纷告吹，各家报纸也不敢向他约稿，这使罗素差不多完全失去维持生计的手段，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费城的百万富翁巴恩斯博士把罗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邀请罗素在费城的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为期5年）。尽管巴恩斯于1942年解雇了罗素，但他永远解决了罗素的财务问题，因为罗素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违约金，而他的演讲则成为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哲学史》（1945）的基础。　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继续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位，并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部重要的《人类的知识》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1948）。他的返回不仅标志着他与三一学院关系的改善，而且标志着他与英国行政机关关系的改善。他对一般的共产主义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很适合于冷战时期，因此罗素享受了一段不寻常的声誉。1949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50年英王乔治五世向他颁发“功勋奖章”，这是英国的最高荣誉。　1950年，罗素应邀去澳大利亚作巡回讲演，他除了在各地讲演，还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到大学开设课程，并给报纸撰稿。他的讲演稿后来编成《变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一书。接着，他应邀到美国讲授哲学。再去普林斯顿大学作讲演的途中，传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向他颁发文学奖的消息，发奖的原因是罗素的“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罗素飞抵瑞典受奖，发表获奖演说《政治上的重要愿望》，他借这个重要讲坛呼吁世界和平。　斯大林逝世后，罗素对苏联政府的态度趋于缓和，而核战争的威胁开始支配他的思想。他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晚年最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人类的前途。在1950年代，它广泛撰写有关战争危险的文字，但越来越感到需要行动。他于1955年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他还向各国著名科学家征集签名，召开了一次世界性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来应对由原子武器出现面临的危机。由于签名的著名科学家很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该宣言造成了很大影响。　罗素于1958年促进创立核裁军活动，而后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1961年，他因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再次入狱。对罗素来说，1960年代是政治上忙乱的年代，他对许多事业给予支持，反对越南战争，1964年，他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为筹集基金而拍卖了他的部分文献档案。他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的最后政治声明是有关中东的，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个声明写于他逝世（1970年2月2日）的前两天，这说明罗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的前途操劳。伯特兰·罗素伯特兰·罗素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请问他是你的偶像.

切.格瓦拉为什么这么有名?

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是这个西班牙和爱尔兰裔家庭的长子。他出生证明上的日

早年的格瓦拉

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资料认为他实际上出生于5月14日。他的出生证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饰他母亲在结婚时已怀孕的事实。格瓦拉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　格瓦拉父亲在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写到：　“5月（注：1930年）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　从此格瓦拉便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受这个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尤其是作为阿根廷***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便对政治的十分热衷。虽然患有哮喘，但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1948年，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编辑本段游历

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格瓦拉时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时，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约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西班牙语：Alberto Granado）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　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并依此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摩托日记》。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医学院正式毕业。他本可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编辑本段踏上危地马拉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的的独裁统治，担心儿子被征用做军医的母亲让格瓦拉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兹（Arbenz）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领导的雇佣军，阿本兹政权很快被推翻，阿玛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从此，格瓦拉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随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难，并在此遇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编辑本段古巴革命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而进行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Granma）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图克斯潘（Tuxpan）出发，驶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　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击队员约有280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西班牙语：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编辑本段成为政府高官

战争结束后，古巴新政府成立，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了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伊达·马奇（Aleida March）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处了156人，但一般认为，人数可能高达600。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裁，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　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了古巴，前往刚果。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同时格瓦拉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编辑本段出走刚果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一些资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在最初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　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　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共产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了7个月的苦头之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著离开）。格瓦拉一度考虑将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的苦苦哀求，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刚果。　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地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他将不再踏上这片土地。编辑本段来到玻利维亚

1966年至1967年间 ，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带领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活动。 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伴随亦编改了一些游击队员军队方式。格瓦拉的第50号游击队员名为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de Bolivia（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ELN），有着精良装备及早期在险峻山区Camiri 与玻利维亚正规军作战的经验，然而在9月，军队却设法想消灭第二个游击队小组，其中一个领导。　玻利维亚总统René Barrientos得知他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格瓦拉。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挑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准备只是应付国家军政府及其一支训练和装备皆极差的军队但却没有在意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　当美国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援助。因为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军队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更包括了一支以应付密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当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令他无法寄发消息到哈瓦那，游击队员用来给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了，这令格瓦拉完全地被隔离。由于美国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援助和缺乏盟友，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放分子设立了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编辑本段受难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La Higuera，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0月8日，当格瓦拉在La Higuera附近带领巡逻，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并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伤后投降。关于他被擒时的情景分别有几个版本，有说法在冲突期间，有几个士兵想接近他，他便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著对您来说比更有价值”。另一说法是他被捕获时身份仍然不为人所知。他在捕获之时佩带著一只刚收到的礼物劳力士手表。当Barrientos知道他被擒才马上命令处他。格瓦拉被囚在一个破落的校舍一夜后，第二天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绑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签抽到了短秸秆的玻利维亚陆军中士枪毙了。一些人认为那个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头开枪。广泛受认同的是，他开枪射格瓦拉的双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证明身份，并假装是作战的创伤以隐瞒他被枪毙。处他的是政府军的一位中士（这个中士后来2007年在古巴用医疗福利系统治疗了白内障）。他喝了一点酒壮胆后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的格瓦拉站了起来。中士命令他坐下，切格瓦拉却说：“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杀我。开枪吧！懦夫，你要杀的，是一个男人！”中士有些生气，直接举起枪打向格瓦拉的胸膛。另一个版本是在行刑前刽子手颤抖着不敢开枪，切格瓦拉平静地对他说：“开枪吧，胆小鬼，你只是要杀一个人而已。”他的尸体被直升机送到了一个地方医院和展示予传媒。那时被拍摄照片成为了一个传奇，当地修女认为他的样子很像耶稣。在一名军医切断了他的双手之后，玻利维亚的陆军将校将格瓦拉的尸首转运去一个秘密地方，并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没或火化。　

格瓦拉之

玻利维亚搜捕格瓦拉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头子Félix Rodríguez在听说格瓦拉捕获的消息后将消息经由在南美各国CIA 驻地然后才传回至CIA 在弗吉尼亚州Langley的总部，将他的讯公布天下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游击队放弃幻想。在处决后， Rodríguez还取了格瓦拉的Rolex手表和几样私人物品，在往后日子里经常骄傲地展示在记者面前。　切格瓦拉在10月9日1:10 PM被处的校舍在La Higuera，游击队员被拘捕并审问有关一位年轻法国的理论家和作家，卡斯特罗的亲密朋友雷吉·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1967年4月，政府势力捉了Debray，并且指责他与游击队合作。德布雷声称他只是记者, 并且透露那Che（切格瓦拉）早期神奇消失的几年是带领游击队。玻利维亚在10月上旬开始对德布雷的审判，在当时成为了一个国际事件。当局在10月11日正式报告了格瓦拉在10月9 日被杀。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被认为大力鼓舞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什么是苏丹问题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 西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乍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达尔富尔地区包括三个州，即北达尔富尔州、西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有人口600多万。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2004年7月28日，“正义与平等运动”成员乘车穿越达尔富尔沙漠地带。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士兵(2005年拍摄)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苏丹独立以来，由于经济落后和生存资源匮乏，这一地区的民族和部落矛盾严重，冲突频发。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 “苏丹解放运动”（又称“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武装活动。尽管苏丹政府曾召集当地部族首领举行了一个千人大会，试图化解矛盾，但未能如愿。迄今，冲突已造成一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约50余万人住进了难民营。

此后，随着组织内部不断分化，这一地区的派别日益增多，形成派别林立、多个组织并存的局面。为缓解紧张局势，联合国安理会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了改善达尔富尔地区安全局势的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决议。2004年11月，联合国召开苏丹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第1574号决议，敦促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武装加速政治谈判。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曾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非盟也一直是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武装举行和谈的重要协调方。为监督冲突各方停火和实现该地区稳定，非盟还向达尔富尔派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

2006年5月5日，武装"苏丹解放运动"***明尼·明纳韦(左)与苏丹政府代表马杰祖卜·哈利法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和平协议手。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两大武装“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先后举行了多轮谈判，并于2004年4月8日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达成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非盟向达尔富尔派驻了7000人的维和部队，以监督冲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2006年5月5日，经过7轮谈判后，苏丹政府代表团与“苏丹解放军”主要派别米纳维派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根据这项和平协议，武装将被解散，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苏丹达尔富尔见闻 走进达尔富尔 苏丹从发展入手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苏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 在曲折中前进

苏丹接受"安南方案"的前前后后 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出台前后 潘基文说生态危机是达尔富尔冲突起因

达尔富尔政治进程停滞的症结何在 苏丹政府承诺为加快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作出努力 苏丹副总统重申寻求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主张维护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早日实现达尔富尔的和平、稳定与经济重建，是中国政府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为帮助妥善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与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政策一脉相承。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讨论，并为安理会通过有关达尔富尔维和问题的1769号决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苏丹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2007年1月份将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给联合国。

8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06号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同意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苏丹政府重申，为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这一决议。

11月16日，苏丹原则同意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安南三阶段方案”。随后，联合国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少量军事顾问，开始了三阶段方案的第一阶段计划，但后两个阶段的部署未能落实。

2007年3月8日，苏丹总统巴希尔表示，支持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但对混合维和行动的司令人选、混合部队的规模等一些细节问题有所保留。

2007年7月17日，在达尔富尔南部的

非洲联盟驻苏丹的军营，一个

小女孩通过铁丝网向外张望。

4月9日，苏丹、非盟和联合国三方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原则同意启动第二阶段计划，但苏丹仍对其中少数要点持保留意见。

4月11日，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结束对苏丹访问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在北京表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苏丹方面已原则接受安南第三阶段方案，但对混合维和行动司令人选、混合部队的规模等一些细节问题有所保留。

4月13日，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扎嘎瓦部落和阿姆卡姆拉提部落在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签署和解协议，同意终止两部落间的流血冲突。

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4月15日报道，苏丹已经与联合国和非盟就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的混合维和部队的职责问题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了联合国和非盟维和部队在达尔富尔的职责和作用。苏丹政府4月16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驻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包括同意联合国向达尔富尔地区部署武装直升机。

2007年8月24日，中国政府援助苏丹

达尔富尔地区的第五批人道主义物资在天津港启运。这批援助物资包括

越野车、救护车、血压计、多功能

手术床等医疗器械和40套活动板房等，总重量1523吨，共计190个集装箱，总价值约4000万元人民币。

4月23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过渡权力机构和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会总部启动仪式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过渡权力机构从当天起开始履行职责。

6月9日，苏丹政府又与另一组织“权力与民主人民力量”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落实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政治备忘录》。

6月12日，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苏丹接受经修改后的关于联合国与非盟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驻混合维和部队的方案。

6月23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发表公报，决定将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的任期延长至2007年12月31日，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在该地区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7月15日至16日，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国际会议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会议通过最后公报，表示支持达尔富尔政治进程，确立非盟、联合国和周边国家为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主渠道，宣布相关“路线图”进入谈判准备阶段。>>

英法等国7月11日散发了达尔富尔问题决议草案，但包括苏丹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对草案的部分内容提出反对意见。此后，英法等国与包括安理会非洲理事国等在内的有关各方进行了多轮磋商后，对草案的内容进行了修改。7月30日，英国和法国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有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决议草案，建议安理会批准向达尔富尔派遣大约2．6万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769号决议，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2．6万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根据决议，这支混合维和部队将由约2万名军人和6000名警察和文职人员组成，其任期初步定为12个月，以取代自2004年部署在那里的非盟维和部队。决议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维和部队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用以自卫和保护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平民的安全。8月1日，苏丹政府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1769号决议，并将同联合国和非盟合作落实该决议。8月3日，非盟和平与安全专员赛义德·金尼特说，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埃及、喀麦隆和埃塞俄比亚已承诺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维和部队，以便参与联合国和非盟在该地区实行的混合维和行动。 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在达尔富尔设立总部 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尽快部署达尔富尔混合维和部队

2007年11月24日，中国首批赴苏丹

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先遣分队

135名官兵抵达苏丹南达尔富尔州

首府尼亚，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新华社发

8月3日至6日，由非盟和联合国共同召开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国际会议在坦桑尼亚北部城市阿鲁沙举行。与会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武装派别***达成一致，准备以一致的立场和要求与苏丹政府尽快开始政治谈判。

10月，由联合国和非盟共同主持、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7个派别参加的达尔富尔问题和平谈判在利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举行 。苏丹总统助理纳菲尔27日宣布，苏丹政府从即日起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单方面停火，以便为和谈营造合适的氛围。

12月31日，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向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正式移交维和任务。中国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先遣分队的140名官兵于2007年11月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中国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为当地作出积极贡献 安理会决定延长达尔富尔混合维和部队任期

2008年7月16日，中国首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后续人员172人，从郑州国际机场登机出征。 中国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

2008年11月12日，苏丹总统巴希尔宣布，苏丹政府军在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立即和无条件停火，并要求当地民兵组织立即解除武装。

2008年12月31日，联合国证实，联合国和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混合维和部队军事人员目前已经大部分部署到位。

“安南三阶段方案”的出台

2006年11月16日，非盟、联合国、阿盟和苏丹政府就达尔富尔问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联合国分三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提供支援的计划，即“安南三阶段方案”。根据方案，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21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200名军官、警官和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将由1．7万名军人和3000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掌握在联合国手中。

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主张维护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通过谈判早日实现达尔富尔的和平、稳定与经济重建，是中国政府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

主席2007年2月访问苏丹期间，阐明了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对话与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支持非盟、联合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等原则立场。中国还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物资援助。>>

2007年10月4日，在苏丹首都喀土穆附近的一家农场，三名来自达尔富尔的工人在水管前洗手。这家农场是来自中国山东的农民范传钊于2004年底创办的。与当地其他农场不同的是，在这个农场工作的20多位苏丹工人全都来自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由于在农场工作收入稳定，这些达尔富尔工人在家乡的家属没有一个投奔难民营。新华社发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近期在访问苏丹期间重申了中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并就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特别是有关“安南方案”的问题与苏丹方面进行了沟通。中方认为，“安南方案”是现实可行的，同时希望苏丹方面与其他有关各方就细节问题进行平等磋商，尽快达成一致。>>

中方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维和行动和政治进程应平衡推进。达尔富尔自然资源匮乏，贫穷落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也应提供发展援助。

对于西方国家动辄以制裁相威胁的做法，中方认为，施压和制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取而代之的应是平等的磋商与对话。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苏丹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激化矛盾，使问题更加复杂。>>

关于奥运的文字与资料

一个人的跑道——奥运女性的雅典故事

196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决赛。距离发令枪响近4个小时，墨西哥城早已入夜。

坦桑尼亚选手艾哈瓦里孤独地跑进主体育场，中途拉伤了右腿肌肉的他是比赛的最后一名。艾哈瓦里的双腿绑着绷带，沾满血污，他一瘸一拐地绕体育场跑完最后一圈冲向终点。

“我的祖国从两万多公里外送我来这里，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要我来冲过终点。”

“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为这个梦想而努力的人，他们或许为突破极限比赛，或许为超越自己而战，五环的旗帜下从来不缺少感动。这次，让我们听听几位女性运动员的雅典奥运故事—— 。

14秒14，已是奇迹

在来雅典前，她每天跑在布满弹孔的马路上；3年前，她还不知道“奥运”究竟是什么；在众多阿富汗妇女的一生中，她们不敢奢望会有抛头露面的一天。

然而，在雅典，罗宾娜·穆其米娅穿一件T恤和一条绿色短裤便站到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赛道上。在女子百米的起跑线上，在偌大的奥运田径赛场上，向着欢呼的人群，她微笑，她挥手。喇叭里正在介绍她，正在向数千名观众隆重推出这个来自阿富汗的18岁姑娘。

发令枪响，罗宾娜奋力奔跑……14秒14，一个在所有63名选手中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但这并不影响罗宾娜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离开跑道。她振臂高呼，这是属于她的欢庆时刻。对她而言，14秒14已是奇迹，已为阿富汗创造了全国纪录。“我希望我能为阿富汗女性打开道路，”罗宾娜说，“能成为她们中的第一，我深感荣幸。”

“只要回去后能有正规的训练器材，我会越发努力，”罗宾娜显得信心十足，“我会为2008的北京而奋斗，我祈祷我能得到一枚铜牌！” 。

体育让人类远离战争

只听一次枪响，萨娜·阿布基特的奥运任务就结束了。

女子800米预赛第一轮第三组，跑出2分32秒10的阿布基特名列小组末位，也是所有参加该项目比赛的42名选手中的最末一位。这个成绩距离世界纪录差了足足半分钟。巴勒斯坦姑娘的脸上却只有欢乐，她用不熟练的英语与同组第一的英国名将凯利·福尔摩斯聊了两句，凯利是阿布基特的偶像穆托拉最好的朋友，能和她一同比赛，是阿布基特的梦想。

“我从未想过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阿布基特是巴勒斯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奥运选手，也是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入场时她打出的“V”字手势和代表团同伴们挥舞的橄榄枝，向全世界展示了巴勒斯坦对奥运、对和平的渴望。

“奥林匹克告诉我们，体育，让人类远离战争。”这是阿布基特的真心话。她和她的家庭、她的民族太需要和平。就在一个多月前，阿布基特还很可能无法成行雅典，由于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以色列当局禁止18岁至36岁的成年人离开加沙地带，而阿布基特的家就在加沙的艾尔·巴拉哈难民营。

“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全世界展示：巴勒斯坦人正在这里，在雅典，在奥运会。这是巴勒斯坦的梦想。” 。

奥运是每个人的梦想

比起穆其米娅和阿布基特，艾尔·加西拉是一位幸运儿，她来自富足而平静的巴林。

在100米跑道上，加西拉绝对是特殊人物，她的扮相吸引了不少镜头：头巾，长袖上衣，外加将脚踝都裹住的紧身裤，只有脸和手裸露在外。

上个月在布拉格，加西拉刚以23秒91的成绩刷新了亚洲女子200米纪录，这次的奥运会百米跑道上，她也爆发出了自己的最大潜能：11秒49，这是新的巴林国家纪录，虽然与晋级下一轮仅差0.07秒，但能与后来的冠军尼斯特连科、名将奥蒂同场竞技已经说明了一切。

“能来到这里，已是我最大的荣耀。我尊重我们国家的传统，因此我戴上头巾；我也向全世界证明了海湾国家女性的力量。我喜欢奥运会，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显示自己的能力。”加西拉并不在乎是否出线，她的身边还有不少齐心协力、目标一致的伙伴，比如来自科威特的艾尔·纳莎拉拉。

比赛那一天，恰逢莫塔瓦奎为伊斯兰女性拿下奥运第一枚金牌的20周年纪念日，这位昔日伊斯兰女英雄为亲眼目睹到后辈们的努力而兴奋：“这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一天。能参加奥运会，是每个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同样属于伊斯兰女性，我为她们而自豪。”